課徵證所稅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針對馬政府風聲鶴唳要課徵證所稅，前財政部長林全認為如果以降低證交稅率換取課徵證所稅，稅收將有減無增。而且如果只是盲目地妥協，或者是又要改革，又要趨易避難，則很容易落入改革失敗的陷阱。

很多人也許會同意，我國證券交易所得免稅違反租稅公平，應該檢討甚至取消。但除了逃漏稅大戶，恐怕很少人知道，證券交易所得免稅也是所得稅法的一大漏洞。長期以來，納稅人利用「盈餘證券化」逃漏所得稅的案件，層出不窮。即使曾經有黃任中的補稅罰款案在前，國稅局至今仍然查不勝查，抓不勝抓。

課徵證所稅成政治人物魔咒

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給稅捐機關帶來的稽徵困難，其實不只「盈餘證券化」一項。過去證券商與稅捐機關間的認購權證課稅爭議，也是一例。該案歷經多年纏訟，爭議金額高達百餘億元，徵納雙方透過立法院與媒體角力多個回合，最後勞動大法官解釋，始得落幕。由此可見，徵納雙方為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的規定，曾經付出多少稽徵成本。

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對租稅公平與稽徵成本的影響，儘管如此不利，但是完全取消免稅也有客觀上的困難。首先是要能夠克服對股市可能產生的衝擊。

台灣的證券市場交易以散戶居多，他們受消息面與心理面影響，很容易出現過度反應。特別是一九八八年發生的「證所稅課徵事件」，當時股市正逢游資氾濫而狂飆，投機散戶紛紛進場之際，結果課稅導致股市崩盤。散戶投資人從此產生刻板印象，認為證所稅等於股市毒藥。

二○○○年總統選舉前，某媒體於頭版報導，陳水扁的競選白皮書中，將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納為政見，因而推測陳水扁一旦當選，股市恐將因此大跌。結果立即引發股市恐慌不安，最後陳水扁則以不加稅作為承諾，為選戰止血。從此很多政治人物更將課徵證所稅視為畏途。

二○○五年底，立法院通過最低稅負制度，將法人買賣證券交易所得，以及自然人買賣未上市、櫃證券交易所得，均納入課稅範圍，獨漏自然人買賣上市、櫃的證券交易所得部分。其間原因固然很多，但散戶投資人恐懼證所稅的心理障礙，尚待逐步克服，無疑為重要原因。

這次行政院財政健全小組還在熱身階段，就已經觸動股市對證所稅的敏感神經，以致被迫必須提前表態。由此可見，散戶投資人的心理障礙仍然很高。為了避免出師不利，財政健全小組極有可能會縮小打擊面，主張僅針對部分自然人買賣上市、櫃的證券交易所得課稅，或將自然人買賣上市、櫃的證券交易所得納入最低稅負制度內課稅。

證交稅宜與證所稅脫鉤

上述縮小打擊面策略或許不能完全實現租稅公平，也未必能改善「盈餘證券化」的逃漏稅現象。但卻可以減少反對阻力，降低改革失敗的機率。而改革失敗只會使未來的改革更為困難，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

不過，即使能夠縮小對自然人的打擊面，仍然不代表改革就會成功。例如，如果證券交易稅率若因此而降低，也等於改革失敗，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因為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後，於一九九○年再度停徵，但同時將證券交易稅率提高為千分之六，理由即是以提高證交稅取代免徵證所稅。

於是長期以來，只要有主張課徵證所稅者，必有質疑證交稅率是否應該配套降低者，這次也不例外。

但是證交稅率如果因為課徵證所稅而配套降低，則因此損失的稅收，恐怕將遠大於證所稅能夠徵起的收入。根據稅收統計，過去四年間，我國證交稅率為千分之三，每年徵起的稅收平均約為一千億元。證交稅率每降低千分之一，平均稅收損失約為三三○億元。但另一方面，過去四年間，我國的股價加權指數幾乎難以突破四年前的九千點水準。這表示即使全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政府能夠徵起的稅收，恐怕也相對有限。

故若以降低證交稅率換取課徵證所稅，表面上或許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實際上卻是「得了面子，失了裡子」，稅收將有減無增。然而，租稅課徵的原始目的，畢竟還是為了取得收入，何況財政健全小組設置的意旨，也應該是為了改善財政收支。所以證交稅率若果真被迫降低，財政健全小組恐怕就要玩不下去了。

對自然人課徵證所稅，另外可能會發生的失敗結果，是與股市人頭戶有關。有兩項課稅規定足以引誘納稅人使用人頭戶。一個是免稅額的規定，另一項是累進稅率。最低稅負制度是採用比例稅率，不會形成人頭戶增加的誘因。但是最低稅負制度有高達六百萬元的免稅額，卻足以誘使納稅人取得人頭帳戶，作為逃漏稅工具。

一九八九年復徵證所稅時，決策當局為了排除對一般散戶投資人課稅，曾經規定每一位投資人交易金額累積未達兩千萬元部分，可以免繳證所稅。結果卻導致人頭戶氾濫，殷鑑不遠。

（本文轉載自《今周刊》799期，更多精采文章請見《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