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洵勳出生於1943年，現為韓國科學技術院企管研究所（KAIST）教授，曾擔任大宇電子董事長、大宇機電工業及造船工業總經理、韓國資訊通訊部部長，以及韓國總統諮詢單位委員長，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博士、首爾大學機械系。

編按：裴洵勳目前是南韓總統盧武鉉的科技經濟重要幕僚，並曾擔任大宇電子董事長及韓國資訊通訊部部長，此次他應民進黨之邀來台，主要是想推動台、韓兩地科技業的合作，這位在韓國科技政策上深具影響力的人物，認為中國與日本因為歷史因素無法合作，但台灣與韓國可以在許多領域合作，取代原有的競爭關係，而且這很可能是亞盟（Asian Union）的第一步，以下是裴洵勳相當精采有趣的論述。

這次來台灣，有不少人把我視為是韓國來的間諜，但我認為台灣與韓國不應該一直只把對方當作是競爭對手，應該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尤其是兩國同時面臨中國低價製造的競爭壓力，而且在科技產業上也面臨要提升競爭力的挑戰。

例如在歐洲與美洲，目前都有相當多的區域性合作，但亞洲國家向來比較追求個別的成長，尤其是中國與日本因為有歷史因素，讓這兩個國家無法充分信任及合作。但台灣與韓國就沒有太多包袱，雖然在一些產業上競爭激烈，但兩個國家目前在許多領域都已具有世界地位，如果能夠一起合作，說不定可發展出類似歐盟（European Union）的亞盟（Asian Union）。

歐盟目前有四億人，中南美洲有八億多人，但整個亞洲加起來有三十億人口，市場潛力更大。但這個區域內的經濟體，大部分都以外銷為主，區域內的商業往來不到三成，未來別的經濟體不斷結盟，若亞洲國家不合作，怎麼面對這種競爭？

再看幾個數字，在半導體產業上，韓國目前在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及快閃記憶體都是世界第一；台灣則是DRAM世界第二，晶圓代工及封測的世界第一，兩個國家去年在半導體的資本支出上，占了全球的六四％。另外在面板產業上，兩個國家更占了全球超過八成的市場，像這麼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何不尋求合作呢？

更重要的是，過去大家都把目標放在歐美市場，但亞洲市場崛起後，需要有不同的想法與作法。

幾年前，我與現在的大同董事長林蔚山見面，參觀他們的工廠，當時看到一台電視機後面有一個小刮痕，結果林蔚山先生說，「我們不像日本，不會要求到每個產品都要完美無瑕，電視都是看前面，誰關心後面有什麼刮痕，但我們的產品一樣賣得很好，很具競爭力。」

當時，我覺得他的說法很有趣。確實，過去大家都把目標市場放在歐美市場，但是，若我們把目光拉回到亞洲市場，就會需要不一樣的思惟。

例如在中國，各地市場的差異性都非常大，需要我們花更多的時間去研究與耕耘，在印度也是如此。台灣與韓國都是中型的國家，資源都相當缺乏，如果大家能夠在積極投資之餘，也一起把目標放在亞洲需求的開發上，一定會對提升彼此的競爭力有很大的助益。

我認為，台灣與韓國之間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兩地廠商與民間其實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年輕族群更應該多交流。

這次來台灣，我順便到台北世貿中心參觀大學生畢業聯展的活動，發現很多年輕人的創意真的是相當好；我的太太是藝術家，連她都覺得台灣學生的創意實在令人驚訝。

如果台灣與韓國之間能多交流，讓年輕人互相瞭解彼此的想法，對兩國的合作一定會有助益。

從一九九七年至今，韓國的經濟發展相當快速，大家都問我，究竟韓國政府有什麼本事，可以讓人民在八年內暴富？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政治民主以及經濟自由化的堅持，同時韓國政府又敢冒風險，才能讓民間企業得以充分發揮實力。

舉例來說，早年南韓警察甚至連民眾的頭髮都要管，但後來不斷推動民主法治，讓整個環境開始動起來，現在法治焦點則轉移到政府官員與大財團上。韓國民眾頭綁著布條上街頭激烈抗議爭取權益，政局雖然因此動盪，但現在包括官商勾結以及財團逃漏稅等問題都被視為是司法調查的重點。

政府應該讓民眾說出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人民更有想像力後，才能幫客戶設計出更多樣的產品，也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把錢掏出來買東西。南韓創造全球普及率最高的寬頻環境，很大的原因是政府把方向訂好後，全部交給民間企業去做，靠市場的競爭機制去推動。事實上，龍頭企業集團三星電子甚至沒有向政府拿錢進行研發，都是由他們自己完成許多的工作。

就韓國的經驗來說，「小政府」比「大政府」好，在全球市場中是沒有政府的，如果要在全球市場具備競爭力，一定要靠自己的創意想辦法突破，並且勇於冒險，做別人不敢做的事，這樣才能適應。

因此，雖然韓元近年來大幅升值，但是，韓國的戲劇和民主帶來的力量很關鍵。像韓國的電影市場比日本小很多，但是（冬季戀歌）創造了十倍於韓國市場的利潤，（What is love）（愛是什麼）等韓劇在北京大受歡迎，都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顯然社會更民主化後，年輕一代的明星（如裴勇俊）創造出來的商機不容小覷。

事實上，韓國在製作這些電視劇時，也都會考量各國的需求，像在北京大受歡迎的（愛是什麼），就是因為考量北京的女性地位崇高，但韓國是男性至上，這部片子強調男人是一家之主，果然讓北京觀眾覺得相當受用。其他如在香港推出（大長今）、在台灣推出（秋天童話）（台灣播映時譯名為（藍色生死戀））、在日本的（冬季戀歌）等，這些劇在韓國不見得受矚目，但在國外卻掀起一陣韓流，可以顯現韓國人下的工夫。

當年我在政府部門服務時，也推動過一些措施。九七年以後，很多競爭力較弱的企業都面臨被整併的命運，南韓政府為減輕負擔，也規畫裁減二五％的郵局人力。

當時很多即將被裁掉的員工都很擔心，因此，郵局裁員的政策在南韓引起相當大的反彈，我也認為這個作法並不適當，因此便決定挺身而出當雙方溝通的橋梁。

當時民眾想法當然不希望政府裁員，於是我與工會協調，若要不裁員，就要接受工作量增加三成的要求，政府會到民間找更多業務讓郵局來承接，很多人為保住工作，便承諾會更加努力，於是最後雙方達成生產力提升三成共識，成功化解了這個危機。

不僅政府的作法是如此，民間企業也是這樣，例如汽車業到東歐、利比亞以及南美洲的智利等國家爭取訂單，結果成效都很不錯。

像在智利，以往汽車是由通用與蘇俄製的汽車瓜分市場，現在則有九成市場被韓國車所壟斷。早年現代集團的小馬汽車根本賣不出去，現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我一直覺得企業或經營者都要敢於冒險，才會有所收穫。當年我在大宇電子服務時，大宇的洗衣機、電視等家電及科技產品在南韓的市占率原本只有七％，當時三星與LG（樂金）的占有率各有約四成，兩強就幾乎瓜分了全部的市場。

後來，我決定發動大規模的行銷活動，除了要求大宇調查消費者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產品，並大膽變更設計以外，自己還上電視宣傳，強調這些家電產品根本不是什麼高科技，只要按一個鈕就可以運作了。結果這個電視廣告效果相當成功，我還變成韓國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後來大宇的市占率成長到二五％，而三星與LG 則各減少一成。

我認為，除非台灣人願意冒更多險，切入日本、韓國或美國都沒有想到的商機，否則台灣很難脫離模仿別人的產業形態，這樣，台灣的科技業與經濟表現，才有可能超越韓國。

有趣的是，看到韓國近年來經濟力大幅躍升，尤其是大企業如三星、LG 等企業表現良好，台灣社會似乎相當羨慕。然而，對很多韓國人來說，台灣企業強勁的競爭力反而更不可思議，政府雖然管制不少，但是台灣人展現出來的彈性更大。台灣廠商生產出來的東西品質很好，價格又便宜，不管是電腦、半導體等產品是如此，現在連液晶面板這種東西也完全不輸給韓國。我相信台灣也與韓國一樣，因為社會民主容許人們有不同的想法，才創造出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在韓國，大家都對這些大財團相當厭惡，早期許多貪汙事件，讓人民相當痛恨，不信把這些大財團搬來台灣，看看台灣人喜不喜歡。

台灣人應該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對自己最有利的解決方案，至於台灣政府最擔心的西進中國將造成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我的答案是，如果台灣企業與政府只想維持現狀保持穩定的獲利，結果注定要失敗！

我認為，企業投資中國主要原因是當地有便宜的勞工跟廣大的市場，這個因素是很難拒絕的。而且，到中國去投資，只要在當地雇用更多人，就一樣需要更多的台灣幹部，不見得就會讓大家沒有工作。

政府希望企業根留台灣，主要是為了留住更多工作機會，此外，政府當然也怕技術外流到中國的問題。但政府要限制技術外流的難度相當高，而放在台灣人腦袋中的管理知識，才是真正偷不走的東西。

換一個角度思考，台灣與中國因為同文同種，在中國投資成效比較明顯，至於南韓與北韓雖然也是同一民族，但彼此還在對立狀態，在北韓政府不願交流的封閉政策態度下，南韓的民眾甚至無法到北韓自由旅行，進行投資活動的可能性當然更低了。

無論如何，南韓無疑是亞洲金融風暴中快速脫困的典範，儘管政治上常常處於動盪的狀態，韓元升值幅度也很可觀；然而，由於民主制度更進步，南韓科技、創意產業以及總體經濟還是都展現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活力。台灣想要在中國、印度廉價勞動力與日本、美國領先的科技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學習南韓政府與民間的冒險之路，應該可以作為一點點參考。

（更多精采內容，詳見《今周刊》第494期）